本講座由逢甲大學通識教學部老師蕭育和於11月18日下午在三館教室舉行，帶領與會者理解「過去與現代看待臨床醫學的差異」。講者首先指出，古代醫療缺乏科學基礎，常受信仰與傳統觀念主導。例如薩滿宣稱喝可樂能治療糖尿病，或古人以為「歇斯底里」來自神經系統乾涸，因此建議患者每日泡澡十至十二小時。在當時因無完善的醫學認知，使得這類說法得以被接受。若從今日的臨床醫學視角來看，這些都是缺乏實證的荒謬治療。

      講者接著介紹分類醫學的出現，如何逐步促成疾病概念的系統化與可見化。透過將每種病定位到特定分類中，醫學開始以「可被看見、可被命名」的方式處理身體現象。此觀念為後來的實證醫學奠定基礎，使醫學決策不再依賴個人經驗，而必須建基於可驗證、可重複的科學證據。他提到，臨床(現代)醫學也讓我們重新理解身體本身就是一種「明」，應由觀察、檢驗與推理加以理解。

        而這些醫學觀念的轉變，也深刻影響了醫病關係。講者引用傅柯於《臨床醫學的誕生》提出的「凝視」概念，說明醫生如何透過觀看、診斷與記錄，將病人的身體轉化為醫療知識。這不僅牽涉到知識，也牽涉到權力。講者以傅柯在《規訓與懲罰》中的分析為例，說明過去權力如何透過公開的暴力展演（如五馬分屍）強化統治；而現代社會的權力形式已轉向隱微而內化的機制，例如監視器或全景敞視監獄，使人們在被看見卻不知由誰觀看的情況下自我約束。這種「可見性模式」也反映在醫療體制中：病患既知道自己被觀察，卻逐漸習慣甚至接受這種凝視。

　    講座最後回到死亡的議題。古代因公共衛生不足，暴死經驗普遍，人們對死亡的感受更直接且頻繁；而現代醫學的進步讓死亡變得可控制、可延緩，使暴死幾乎從生活經驗中消失。講者強調，討論醫學的發展不僅是讚頌科技的進步，更是反思我們對身體、疾病與死亡的哪些面向希望被看見，又有哪些被隱藏、被規訓。透過這些觀點，我們得以重新檢視醫療與社會權力之間的複雜互動，以及其如何形塑現代人的生命經驗。